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rur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safety: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for sustainable digital agricultural service ecosystems in China
Huiji Wang
研究中国数字乡村试点与县级记录犯罪率的关系，发现试点使犯罪案件减少约7.8%。
基于1857个县2016-2023年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及事件研究、安慰剂
数字乡村建设与记录犯罪减少约7.8%相关，且社保覆盖、收入差距和产业活动是潜在渠道。
可探究数字乡村通过公共安全与制度信任影响农业电商、数字金融等服务平台参与和绩效的机制。
基于1857个县2016—2023年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研究，为数字乡村试点的公共安全与治理效应提供量化证据，方法规范、数据规模大，对数字农业服务生态的制度基础讨论有参考价值。
数字农业服务生态系统不仅依赖连接性和平台采用，还依赖维持小农户、服务提供者、市场与地方政府之间反复交换的制度条件。本研究将公共安全视为其中一项条件，并探讨中国数字乡村试点项目是否与县级司法观察到的犯罪变化相关。利用2016年至2023年1，857个县的面板数据，我们估计了包含县固定效应和省份—年份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模型。记录犯罪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刑事案件判决数量的对数衡量，因此捕捉的是司法观察到的案件，而非犯罪活动的全部发生情况。首选估计值为−0.0807对数点，相当于记录刑事案件减少约7.8%。事件研究和安慰剂分析、替代设定以及交错处理诊断总体上保持了负向模式，尽管组—时估计精度较低，且2021年后司法公开的变化仍是重要的测量隐忧。关于所提出渠道的证据表明，数字乡村建设与更广泛的正规社会保障覆盖、更小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更高的产业活动相关；这些结果反过来又以预期方向与记录犯罪系统性相关。异质性结果表明，在数字和治理能力更强的地方，公共安全收益更大，并有空间溢出的额外证据。我们将公共安全既解释为农村数字化的治理结果，也解释为可持续数字农业服务生态系统的制度基础：更安全、回应性更强的地方环境可以降低交易风险、支持制度信任，并改善农业电子商务、数字金融、物流、信息服务、农村创业以及小农户持续参与的条件。这些生态系统含义属于制度性推论，而非对农业平台绩效的直接估计。